菲律宾菲律宾宣传运动

Posted 2022-07-27 菲律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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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菲律宾宣传运动

菲律宾宣传运动①

1880至1895年的菲律宾宣传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和平改革运动。它唤起了菲律宾人民的民族觉醒，为1896年爆发的菲律宾革命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某种准备。

西班牙殖民统治和菲化运动

菲律宾是亚洲最早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之一。1571年西班牙远征军占领马尼拉并在那里建立其殖民统治中心时，菲律宾群岛北部和中部地区尚处在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南部地区受伊斯兰教影响较深，封建制度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棉兰老、民都洛和马尼拉周围已有地方性的素丹政权，但尚未形成全国范围的中央集权国家。菲律宾群岛居民多属于马来人种，分为他加禄、比萨扬、伊罗戈诺、米骨等几十个民族，操80多种语言和方言，居住在吕宋、比萨扬、棉兰老和巴拉望等10多个较大的岛屿上。这种落后和分散的状况，使得西班牙殖民者有可能从墨西哥派遣少量的远征军和传教士逐步征服并统治这个拥有近100万人口的岛国。

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已征服了中、南美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直至十八世纪末，西班牙仍是封建主义专制王国。它对菲律宾的统治，在相当程度上是这种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翻版。1821年以前，西班牙国王一直通过墨西哥副王对菲律宾进行统治。总督包揽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天主教是殖民统治的最主要的精神支柱。殖民者强迫16至60岁的菲律宾男性居民每年服40天劳役。这种封建徭役制度一直到1884年才为“人头税”所取代。

从1593年起，西班牙施行大帆船贸易制，规定菲律宾同中国、墨西哥之间的贸易由国家垄断，只有王室、总督、殖民官吏、天主教会和少数商人有权参与其事，菲律宾人和外国商人不得插手。这样，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前200年里，菲律宾没有因为殖民地化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也没有因此而加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甚少，统一的菲律宾民族及其意识未能形成。菲律宾各地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带有地方性质，被西班牙殖民者以分而治之的办法镇压下去。

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英、法等国争夺殖民地与海上霸权斗争的尖锐化，情况发生了变化。

1762年10月，英国以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为借口，出兵攻占马尼拉。1764年6月，西班牙才根据巴黎和约将其收复。这件事促使西班牙改变了在菲律宾的统治手法。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它强迫菲律宾种植烟草、可可、甘蔗和马尼拉麻等专供出口的农作物，试图将菲律宾变成西班牙的原料产地。1782年实行烟草专卖制，以解决菲律宾的财政困难。1785年又成立菲律宾王家公司，取消贸易上的一些限制，以便同英、法展开竞争。

十九世纪初，中、南美洲掀起革命风暴，庞大的西班牙殖民帝国土崩瓦解。1821年墨西哥的独立结束了西班牙通过墨西哥统治菲律宾的历史。大帆船贸易已在1815年宣告废除，菲律宾王家公司也因财政困难在1830年被迫解散。在内外各种压力下，西班牙殖民政府在1834年正式宣布向国外开放马尼拉港，1855至1873年间又陆续开放怡朗、苏瓦尔、三宝颜、宿务、黎牙实比和塔克洛班等6个港口。

开港后，外国资本迅速涌入菲律宾，在马尼拉等地开设商行和金融机构。1859年马尼拉已有英国公司7家，美国公司3家，瑞士公司2家，法国公司2家和德国公司1家。1871年后，英国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先后在马尼拉设立分行，英国势力逐渐垄断了马尼拉的贸易。为了同英、美竞争，西班牙当局在1851年办起西菲银行。西班牙商人也集资建立马尼拉烟草总公司。

外国商行的建立促进了外国工业品、技术和知识的输入，也促进了砂糖、麻、烟草等农产品的输出。1840年菲律宾输出的砂糖不过146，661担，1857年增至714，059担。1840年从马尼拉输出的麻为83，790担，1857年增至412，502担。1837—1840年菲律宾贸易总额为469万4千比索，1891—1895年为5，726万2千比索，增加了11倍。菲律宾经济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马尼拉为中心的国内市场也逐步形成。

大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尼格罗斯岛在怡朗开港后40年内因世界糖价上涨而出现400个大甘蔗农场，其中不少面积在100公顷以上。大农场和农场内的制糖厂开始时主要实行对分制，只在收割季节才使用雇工。十九世纪末，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榨糖机械的使用，雇佣劳动日趋普遍。一个靠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而与国际市场有着密切联系的富裕阶级在菲律宾出现。这个阶级就是形成中的菲律宾资产阶级，其成员包括西班牙后裔、西菲混血儿、中菲混血儿和菲律宾土著的上层。他们崇尚西班牙文化，追求西班牙生活方式，但依靠英、美的贷款和市场。西班牙除了不断向他们征税之外，既无资本可以借贷，也无工业品可以供应，更吸收不了菲律宾的农产品。六十年代，西班牙在菲律宾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及6%，到七十年代又降到4%。

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力量，菲律宾政府在1863年实行教育改革。1870年开设农业、商业等技术专科学校，扩大圣托马斯大学和圣伊格纳西奥大学的招生名额，允许菲律宾青年进入这两所高等学府。1820—1850年圣托马斯大学毕业生人数平均每年为130人，1871—1886年此平均数增至348人。1886—1887年圣托马斯大学和累特朗学院两校入学注册的学生中混血儿和土著学生共有1，769人，而西班牙学生则只有216人。菲律宾形成了主要由地主资产阶级子弟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必然要反映本阶级的要求，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铁路的建筑，电话的设置，航运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形成，地方闭塞状态的逐渐改变，统一的菲律宾民族也逐渐形成。“菲律宾人”一词原指菲律宾出生的西班牙人，以别于西班牙本土出生的西班牙人。十九世纪以后这个词的外延逐渐扩大，除西班牙后裔外，包括了西菲混血儿、中菲混血儿、受西班牙教育的土著上层，最后在十九世纪末，包括了所有的土著居民。“菲律宾人”这个概念的发展，正是统一的菲律宾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在人们的思想上的反映。

十九世纪西班牙国内政局十分动荡。君主专制派与自由共和派之间，各派内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仅在1834—1862年间就采用过4部宪法，组成28届内阁，任命了521位部长。从1853—1897年，由于西班牙内阁的不断更替，菲律宾总督走马灯似地更换了50位，平均每位总督任期只有1年3个月。大批保皇党人、自由党人、共和党人和各种教派的牧师也从西班牙和美洲涌入菲律宾，把这里做为安身立命之所。这一切对菲律宾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868年9月，西班牙发生了推翻伊沙贝尔二世统治的革命，政权落到自由党人手中。新政府任命卡洛斯·托雷为菲律宾总督，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建立改革委员会，允许在报上公开讨论改革问题。在托雷的鼓励下，马尼拉知识界的“自由青年学生”和“拥护改革协会”等组织纷纷开展自由主义改良活动，要求西班牙给予菲律宾自由与民主。教会中的“菲化运动”也活跃起来。

长期以来，菲律宾主要的教区都为奥古斯丁、多米尼甘等几个大教团所控制。菲律宾土著牧师是世俗牧师而不是修道院牧师，他们受到大教团修道院的歧视，只能在条件较差的小教区工作。西班牙国王曾明令宣布全部教区牧师应由世俗牧师担任，但菲律宾教团势力很大，拒不执行。1859年耶稣会重返菲律宾后，全菲792个教区，各教团占据了611个，非教团的世俗牧师只占181个。菲律宾土著牧师在佩德罗·佩莱斯神父的领导下开展了“教会菲化运动”，也称“教会俗化运动”，要求给予菲律宾土著牧师以西班牙修道士同等待遇。1863年佩莱斯神父因地震惨死。这个运动由他的学生何塞·布尔戈斯、马里亚诺·戈麦斯以及哈辛托·萨莫拉等人领导。教会的菲化运动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初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遭到教团的强烈反对，但得到反教团的自由主义者托雷的支持。

1870年西班牙政局又发生变化，保守党在斗争中获胜，拥戴意大利亲王阿马德奥一世为西班牙国王，恢复君主立宪制。自由党的托雷总督也为保守党的拉法埃耳·德·伊斯基埃尔多所接替。新总督立即站在教团一边，停止教会的菲化运动。

1872年1月20日，甲米地海军士兵和造船工人200多人，因反对西班牙当局取消船坞工人免缴贡赋与劳役的规定而爆发武装起义。起义者杀死西班牙官吏，控制了兵工厂，但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计划，第二天就被政府军镇压下去。殖民当局抓住这个机会打击教会的菲化运动，指控这次起义是菲化运动领导人煽动的。西班牙殖民政府在枪杀41名起义工人和士兵，判处200多名群众苦役和数百名群众流放国外的同时，将布尔戈斯、戈麦斯和萨莫拉三位神父判处绞刑，2月12日在马尼拉卢内塔绞死。

西班牙殖民政府这一暴行在菲律宾知识界引起强烈的震动。17年后宣传运动的思想家何塞·黎萨①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写道：“没有1872年就不会有什么普拉里尔，就不会有哈恩纳或桑西亚安科，也不会有这些英勇大度的菲律宾侨民居住在欧州各地;没有1872年，黎萨现在就会是耶稣会的一名会员，不会写出《不许犯我》而会写出相反的东西。还在孩提时期，当我听到那些不公正和残暴的行为，我就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我发誓有一天要献出我的一切，为这许多受害者报仇!”

1872年烈士的血化成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火种。

宣传运动的兴起和同化主义原则

菲律宾宣传运动，作为和平改革运动，于1880年前后在菲律宾国内和西班牙出现。运动的开始阶段，民族主义意识和政治改革的要求是以文艺和学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个别人物的分散活动为特点，其主要原则是“同化主义”。

1879年，菲律宾怡朗地区流传着洛佩斯·哈恩纳的一部题为《博托德修道士》的短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普通修道士的生活，暴露了修道士的无知、荒淫、虚伪和横暴。作者哈恩纳是伊罗戈族人，1856年12月17日生于怡朗附近的哈罗。他出身贫寒，多亏舅舅帮助，在哈罗神学院毕业。他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医院工作期间学得一些医学知识，回到哈罗充当实习医生。他在行医中了解民间疾苦，目睹西班牙官吏和修道士欺压百姓，便写了这篇小说来揭露他们。1880年初，哈恩纳受到迫害，逃往西班牙。他在马德里积极参加宣传运动，成了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宣传运动三杰：(从左至右)黎萨、比拉尔、哈恩纳

1882年，宣传运动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马塞洛·赫·德尔·比拉尔在马尼拉出版《他加禄日报》，揭露殖民制度，宣传政治改革。比拉尔是布拉干省一个镇长的儿子，1850年8月20日生于布拉干市库潘村。1870年他在圣托马斯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时为浸礼费问题同修道院牧师发生争执而被勒令退学，直到1878年才恢复学籍。1880年，他取得学位后当了律师，常在市镇的各种群众集会上用他加禄语朗诵叙事诗，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还善于利用政府部门中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和教团之间的矛盾开展工作，《他加禄日报》就是得到一位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姆纳兹的赞助并以他的名义出版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聚居了许多菲律宾侨民。他们中有三种人对菲律宾的改革事业特别关心。第一种人是在1872年事件后被流放到马里亚纳群岛的政治犯，多为菲律宾出生的西班牙人和西菲混血儿。他们是在度过2年流放生活后向政府保证不再返回菲律宾而获允在西班牙定居的。他们对殖民政府不满，关心着菲律宾事态的发展。第二种人是到西班牙留学的菲律宾富家子弟，人数不断增多，其中有许多人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迫切要求改革。第三种人如哈恩纳一样是受殖民当局迫害的流亡者，他们对西班牙政府抱有很大的期望，以为只要向西班牙政府和各界人士说明菲律宾真相就能改变菲律宾的不合理的现状。由于存在着上述三种人，同时也由于西班牙国内比之殖民地有较多的言论自由，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便逐渐成了菲律宣传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

1880年，马德里出版了佩德罗·阿·帕特尔诺的诗集《素馨花》。作者是一位1872年被流放的马尼拉富商的儿子。这本诗集和作者后来的小说《尼内伊》、历史著作《他加禄古代文化》一样在艺术和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但它是计划中的菲律宾丛书的第一集，它向西班牙读者表明菲律宾青年一代已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西班牙的臣民，而且是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菲律宾人。

比这部诗集意义重要得多的是1881年马德里大学出版的格雷戈里奥·桑西亚诺的博士论文《菲律宾的前进》。作者是一位中菲混血儿，1880年曾在马德里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菲律宾经济改革的建议。在这篇论文里，他批判了所谓菲律宾人“懒”的污蔑，抨击了当局无视菲律宾人作为西班牙臣民的权利的做法，提出了“同化主义”的原则。他认为;“如果菲律宾被认为是西班牙国家的一部分，是西班牙的一个省而不是它的纳贡的殖民地，如果人们承认半岛人是有公民的利权，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菲律宾人也同样具有这种权利。人们不能再将贡赋，真正意义上的贡赋强加在他们的身上，而只能向他们征收适量的税了”。桑西亚诺这种由“同化”求平等的思想，反映了八十年代初菲律宾爱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成了整个宣传运动的一项重要的宗旨和原则。

1882年，黎萨到西班牙求学。黎萨在圣托马斯大学时曾写过一首题为《献给菲律宾青年》的诗，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到了西班牙后他又写了《热爱祖国》一文寄回国内，由比拉尔译成他加禄文在《他加禄日报》上发表。黎萨号召菲律宾青年为祖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他自己就是怀着这种为菲律宾献身的精神在马德里大学学习3年，获得医学、哲学和文学博士学位。

1882年，马德里召开国际商业地理学会议，一位访问过菲律宾的修道士罗曼·马丁尼兹·维基尔在会上赞扬了天主教修道士在菲律宾的业绩。哈恩纳立即上台加以驳斥，揭发菲律宾修道士的种种罪恶，证明他们是菲律宾进步的主要障碍。维基尔无言以对，狼狈不堪。哈恩纳因而博得了宣传运动的“雄辩家”的雅号。第二年，马德里召开美洲发现391周年纪念会，哈恩纳又在会上进行宣传活动。他介绍了菲律宾的情况，表示要和阻碍菲律宾社会发展的天主教教团势力斗争到底，哈恩纳的演说博得了取得独立的拉美代表的热烈支持。

1884年，菲律宾青年画家胡安·卢纳和费利克斯·伊达尔戈在马德里绘画比赛中分别获得金质奖和银质奖。这件事有力地驳斥了所谓菲律宾人低能的谬论，提高了菲律宾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黎萨在马德里各界著名人士和各大报记者参加的隆重庆祝宴会上兴奋地说，这是“菲律宾的光荣”，它表明“天才是没有国界的，天才正如阳光和空气一样是属于大家的遗产”。他借此机会表示，如果西班牙人要留在菲律宾，两个民族就必须平等相待，组成联盟，这种联盟应出自菲律宾人的心愿而不能根据西班牙对菲律宾殖民地的权利。

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还在1882年，马德里菲侨中曾成立一个名为“西班牙菲律宾会社”的侨民组织，领导人是菲律宾出生的西班牙人胡安·阿达伊地。该组织出版的会刊引起哈恩纳的兴趣。黎萨曾想把这个会社变成为团结菲律宾人进行共同斗争的机构。但阿达伊地和官方保持密切联系，思想保守，怀有种族优越感，看不起菲律宾人，所以这个会社只维持很短时间就在1883年初解散了。

1884—1886年，黎萨、哈恩纳曾多次设法组织菲律宾人的团体，均未能实现。

1886年，西班牙人巴勃罗·费赛德在马德里自由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诋毁菲律宾人，激起菲律宾侨民的公愤，并促使菲律宾人报纸《西班牙在菲律宾》诞生。该报1887年3月出版时因态度过于温和，以致哈恩纳不予支持。后来黎萨从德国为其撰稿，多方给予协助，该报渐趋激进，但又引起内部保守势力的非难。由于思想认识的分歧，无法形成比较稳定的宣传组织。

1887年3月29日，黎萨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不许犯我》。小说描写一个菲律宾富家子弟伊瓦拉，怀着为祖国服务的满腔热情从欧洲学成回国，发现父亲在他出国期间被修道士达马斯科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以致死无葬身之地。伊瓦拉后来宽容了这个修道士，决心从事教育事业，等待他的却是诽谤、打击和谄害。小说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撕下了伪善的神甫、贪婪的法官、专横的总督和警长等人的假面具，使菲律宾人民看清自己不幸的根源。小说警告西班牙当局，如果它不进行改革，清除社会的毒瘤，菲律宾人民就要自己动手了。

1887年8月5日黎萨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发现在马尼拉已有许多人看过他的小说，引起强烈反响。但是菲律宾教会当局和政府却是另一种态度。圣托马斯大学委员会的报告指责这本小说对教会是“不虔敬的和诽谤的”，对社会秩序是“破坏性的”，对政府的政策是“诋毁和中伤的”。由僧俗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建议“绝对禁止这本书的出版、翻印和流传”。在马德里国会刊物上也充满对此书的诽谤之词。可是与教会和政府的愿望相反，他们越是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进行攻击和谩骂，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声望就越高。许多怀有正义感的人士都出来为它辩护。比拉尔化名写了《要象鳝鱼那样油滑》的小册子，教人们如何躲过教团的监视而读到这本小说。这样，由《不许犯我》一书所掀起的一场风波，大大提高了菲律宾青年的民族意识和思想认识，把菲律宾国内外许多爱国者团结在黎萨周围，为宣传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打下基础。

转向政治活动

黎萨回菲律宾后，曾回到家乡卡兰巴。那里的农民请求他代笔向政府据实报告佃农的苦痛。1888年1月8日，黎萨帮助村民写了报告。接着又草拟了另一份公文，由卡兰巴有声望人士签名，请求政府保护村民不受修道士的报复。这两份报告触怒了多米尼甘教团在卡兰巴庄园的管理人，他们开始迫害签名者和黎萨。1888年2月，黎萨被迫离开菲律宾，经香港、日本、美国重赴欧洲。

1888年3月1日，马尼拉发生反修道士的示威。示威群众向政府呈上题为《西班牙万岁!女王万岁!军队万岁!打倒修道士!》的请愿书，要求驱逐马尼拉大主教佩德罗·帕耀，并将各教团赶出菲律宾。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镇压示威，许多人被捕入狱或流放国外。比拉尔参与了这一事件的组织工作，获悉总督正准备逮捕他，便于1888年12月28日离开马尼拉去西班牙。在比拉尔启程前夕，马尼拉组成了“宣传委员会”，决定委任他为代表到西班牙开展活动，其费用由委员会在菲律宾国内筹措。比拉尔路过香港时和巴萨取得联系。巴萨是1872年事件的受害者，曾被流放到马里亚纳群岛，他答应负责将西班牙出版的宣传运动的刊物运送到菲律宾国内去。

1889年1月1日，比拉尔到达巴塞罗那，立即开展宣传运动的组织工作。

比拉尔最关心的是筹办运动的机关报。1889年2月15日，经过他的学生庞塞的努力，一份名为《团结报》的半月刊在巴塞罗那出版。哈恩纳任主编。该刊宗旨是：1.致力于和平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2.报导菲律宾的悲惨状况，以期西班牙给予纠正;3.反对反动的和中世纪的恶势力;4.鼓吹自由思想和进步;5.支持菲律宾人民对生活、民主和幸福的正当愿望。《团结报》从1889年11月15日至1895年11月15日被迫停刊止，在马德里发行。1889年12月15日起，由比拉尔任主编。它作为宣传运动的机关报着重宣传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一律平等;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中的代表权;菲化或俗化菲律宾教区;赋予菲律宾人出版、言论、结社自由，以及请求伸冤的自由等。

《团结报》团结了许多爱国者。黎萨、卢纳、潘加尼班、戈麦斯、雷希多尔、帕特尔诺、德洛斯、庞塞、亚历抗德里诺、德莱特等人都为其撰稿人。布卢门特里特教授、莫拉伊塔博士等外国友人也给该报很大的支持。《团结报》远销欧洲各地。它通过香港秘密送到菲律宾国内读者手中。创刊号曾有400份送入菲律宾境内。

比拉尔开展的第二项组织工作是利用共济会的组织形式，团结菲律宾侨民和西班牙会众开展宣传活动。

共济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互助组织。比拉尔认为，共济会虽不是“行动的组织”，“不能期待它来行动”，但“做为宣传工具还是很有用处的”。1889年初，他到达巴塞罗那时曾加入当地的分会，迁至马德里后立即着手组织由清一色菲人组成的分会。不久，他成了西班牙东部共济会的负责人之一。西班牙共济会看到菲律宾人的宣传纲领色彩温和，无非是反教团的自由主义改革要求，也很乐意给予支持。1892年，比拉尔又在菲律宾国内发展了共济会的组织。庞塞说：“建立共济会的目的是使人民有一个学习集体行动的场所，使他们习惯于过集体生活”。

比拉尔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改选“西菲协会”。这个协会是为支持1888年3月马尼拉反修道士示威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松散的无党派性的群众团体。比拉尔到西班牙后，于1889年1月20日改选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仍由西班牙著名历史学家唐米格尔·莫拉伊塔教授任主席。曾驻菲律宾的费利佩德拉科尔将军为副主席，多米纳多尔戈麦斯博士为秘书。这个协会下分政治、文学、体育3个组。比拉尔任政治组组长，使这个组织接受宣传运动的基本宗旨，支持恢复菲律宾在议会的代表权的斗争。

在完成上述组织工作的基础上，1890年比拉尔开始发动以争取西班牙议会恢复菲律宾代表权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西班牙议会曾在1810—1813年、1820—1823年、1834—1837年3次允许菲律宾派代表参加议会活动。1837年1月16日议会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通过一项统治殖民地特别法律，取消殖民地的代表权。宣传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争取恢复菲律宾代表权的斗争至关重要。议会有了菲律宾的代表就能够使西班牙政府和公众听到菲律宾人民的声音，了解菲律宾的真相，制止菲律宾殖民当局和教团胡作非为，帮助菲律宾进行和平改革。

1890年2月，比拉尔与过去《他加禄日报》的合作者姆纳兹接触，争取他的帮助。姆纳兹此时已是自由党沙卡斯塔内阁驻议会的代表，他答应在议会提出选举法修改案，给予菲律宾3名代表名额。但姆纳兹的提案在专门委员会上遭到拒绝。过去一向以激进面目出现的自由党内阁海外部部长巴色拉竟要求姆纳兹自动收回提案。5月，比拉尔再次要求姆纳兹设法向议会提出新提案。但自由党内阁不久即下台，比拉尔的希望落空。1891年7月，比拉尔发动西菲协会向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议会考虑菲律宾代表权问题。当时是保守党执政，所以毫无反应。1891年12月，自由党沙卡斯塔再度组阁，新内阁海外部长莫拉对菲律宾代表权问题置之不理。1894年3月莫拉辞去海外部部长职务，由巴色拉继任。这时的巴色拉，不但对菲律宾代表权问题毫无兴趣，甚至连过去自己叫得最响的菲律宾教育和宗教改革也闭口不谈了。比拉尔希望自由党支持改革的幻想破灭。他转向共和党人胡诺伊，请求他向议会提出新的议案。与此同时，比拉尔又发动共济会会众征集7千人签名的请愿书于1895年2月21日由西菲协会向议会呈送。胡诺伊是在野党议员，3月8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提出给予菲律宾代表权的议案，但这个议案和西菲协会的请愿书一样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抛弃同化主义原则

在比拉尔发动以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中代表权为中心的宣传活动时，黎萨持有不同看法，他对比拉尔所做的一切持保留态度。

黎萨首先对同化主义原则与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发生怀疑。1887年在小说《不许犯我》发表后不久，他在写给布卢门特里特教授的信中说：“这种事决不会来到，和平斗争只是一种梦想，因为西班牙是决不会从它在南美早期殖民地的经验中学到什么东西的，西班牙至今还未学到英国人早在北美学到的一切。”

一个月后黎萨在另一封信中说：“菲律宾人一直渴望西班牙化，他们大错了，只有西班牙人才应该希望西班牙化，而不是菲律宾人。现在我们从西班牙人那里得到教训”。

黎萨对西班牙已经失望，他认为宣传运动的对象应是菲律宾人而不是西班牙人，斗争的战场应在菲律宾而不是在欧洲。1889年还在《团结报》出版前夕，他在给布卢门特里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同胞们把希望寄托在欧洲，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能给他们帮助的只是生活在祖国”，“战场就在菲律宾，那是我们应当去的地方”，“在这里只是浪费时光”。

为了教育人民，黎萨到大英博物馆研究菲律宾历史问题，并在1890年在巴黎出版《莫尔加：‘菲律宾群岛事件’注释》，向菲律宾人民展现了“祖先文化的影子”，以便“更好地去判断现在和估量三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道路”。黎萨还在1889年9月至1890年2月以《一百年后的菲律宾》为题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从历史的经验去探索菲律宾的前途。他认为从世界史考察，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民族能永远统治其他民族的事例。殖民地的独立是世界历史的必然。

1891年9月18日，黎萨去根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起义者》。他把这部小说献给1872年殉难的教士——布尔戈斯、戈麦斯和萨莫拉。在这部小说中，《不许犯我》的主角伊瓦拉化装成珠宝商人回到菲律宾，准备发动起义，结果因计划败露而自杀。小说表明黎萨对菲律宾社会的观察又深入一层，他愈益感到革命风暴将要到来。但他又不愿见到这场流血的斗争。他借用老神甫之口在书中主角临终时说：“仇恨只能造成穷凶极恶的家伙和罪大恶极的犯人，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只有美德才能拯救世界。”又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自由一定要靠刀剑来取得，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刀剑的作用已微不足道了。”黎萨的思想充满矛盾，在一番斗争之后，他没有能突破阶级的局限性，又退到改良主义的说教上去。

这时期，比拉尔的思想也有变化。他最初对西班牙抱有很大幻想，特别是对自由主义者寄以无限期望。但生活本身教育了他。1890年比拉尔在马德里一次侨民集会上说：“菲律宾侨民中不应当有分歧，也不存在分歧。我们为同一情感所激动，追求着同一理想，这就是，消灭妨碍我们获得自由的一切障碍，并且，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消灭西班牙的旗帜。”比拉尔已认识到同化主义只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要获得自由、平等，最终只能“消灭西班牙的旗帜”。而此时在黎萨看来同化主义是一种幻想，连策略都说不上，它至多只是一种掩护。

1892年，哈思纳对同化主义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给黎萨的信中说：如果我当上议员，我不能自吹要为菲律宾争得自由和平等。“菲律宾应当用鲜血来赢得菲律宾的代表权和自由，用鲜血来赢得我们的独立”。

1891年11月18日，黎萨从马赛乘船前往香港。在那里拟定了他计划中的新的组织“菲律宾联盟”的章程。1892年6月26日他回到马尼拉。在香港启程前，黎萨写了两封信，注明“在我死后拆开”。一封是给家人的，告诉家人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回马尼拉的，信中说：“一个人应当为他的职责和信念而死”。另一封是写给菲律宾人民的，信中说“一个人如果为了他所爱的东西，为了祖国以及为了他所重视的生活方式而死，死有什么要紧?”。

7月3日黎萨在多罗特·王汉谷家正式成立菲律宾联盟。这个联盟的主要宗旨是：1.把整个群岛团结成一个紧密的、坚强的、同质的团体;2.在遇到困难时和必要时，互相照顾;3.抵御一切暴力和不公正的行为;4.鼓励发展教育、农业和商业;5.研究并实行改革。联盟的箴言是“人与人平等”。联盟规定其成员要履行下列义务：1.绝对服从所属委员会的命令;2.协助本团体招收新成员;3.对所属委员会的决议严守秘密;4.采用姓名代号，在成为所属委员全主席前不得改变; 5.把所听到有关联盟的任何情况报告委员会的检察员;6.做一个优秀的菲律宾人;7.在各方面帮助盟友。

菲律宾联盟和宣传运动的其他机构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它已放弃了同化主义的原则，根本不提争取成为西班牙的一个省和争取议会代表权问题，而是将活动中心转移到国内，致力于菲律宾民族共同体的促成，依靠菲律宾民族自身的力量去抵御暴力与不公正行为。联盟还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团体。黎萨虽然很早就知道“和平改革只是一种梦想”，但他还没有放弃这种“梦想”。

7月7日，西班牙殖民当局逮捕黎萨，将他流放到达比丹。联盟的主要成员多为中上层人物，他们在反动派的威胁下动摇了，刚刚成立的菲律宾联盟不久便解体了。1896年12月30日，黎萨在马尼拉贡巴扬广场被殖民者枪杀。

在马德里，比拉尔领导的争取议会代表权的斗争因未能取得成果而队伍涣散了。《团结报》也因菲律宾国内资助日益减少而被迫在1895年11月15日停刊。1896年初，年仅40的哈思纳在贫病交逼中离开人世。比拉尔的生活也十分困苦，时常挨饿。1896年比拉尔准备离开西班牙回国，并在香港召集会议研究下一步的活动。但还没有收到菲律宾国内的汇款就在7月4日病死在巴塞罗那。临终前他总结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说：“用和平手段来实现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人民的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除了革命，菲律宾人民是得不到幸福的。”

黎萨被捕的那一天夜里，在马尼拉的贫民区成立了菲律宾革命组织“卡提普南”。在比拉尔死后1个多月后，1896年8月26日菲律宾人民在波尼法秀领导下拿起武器起来革命。

注释

① 1888年,菲律宾“宣传委员会”委派比拉尔到西班牙为菲律宾的改革进行宣传,人们后来就把这次要求改革的运动称为“宣传运动”。

① 关于何塞·黎萨的生平事迹,详见《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下册(原译黎萨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菲律宾 菲律宾宣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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