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两晋治史成风气

Posted 2022-07-17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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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两晋治史成风气

两晋治史成风气

两晋时期，史学兴盛。研究和著述史书的学者辈出，史学著作丰富。这里介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几位学者。

西晋武帝时代，有一位自称“有《左传》癖”的大将，他就是在灭吴战役中卓建功勋的杜预。杜预说过这样的话：“立德不可以企及，而立功、立言可以努力。”他在立功之后，就集中精力阅读经籍，努力著书立言。他将《春秋》和《左氏春秋》两书合编在一起，以《春秋》为经，以《左氏春秋》为解释经的传，并汇集了前人的注解作注，完成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他还针对《左传》中对同一个人有时称名、有时称号的情况，作了《名号归一图》；又根据春秋各国纪年不同的情况，作了《春秋长历》，即年表。他总结了孔子作《春秋》的五种笔法，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些著述自成一家之学，至今是学者研究《左传》的重要参考书。

西晋著名的史学著作是陈寿的《三国志》，也就是《魏蜀吴三国志》。

陈寿（232——297年），字承祚，少年时从师于蜀汉学者谯周，攻治经史。谯周认为陈寿“必以才学成名”。陈寿在蜀汉时曾任观阁令史，因不肯阿附权贵，屡被谴黜。蜀汉平定后，西晋的司空张华欣赏陈寿的才华，推荐他任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陈寿编成了《蜀相诸葛亮集》，上奏朝廷，后来又著述了《魏蜀吴三国志》65卷。当时人称赞他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当时也在写作《魏书》，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不如，就废书不作了。张华读了《三国志》，也赞赏说：“应当把修撰《晋书》的事托付给陈寿。”于是推举陈寿为中郎。但陈寿因遭人疾恨，被迁为长广太守，此事未成。后来得到杜预的推荐，陈寿才被任为治书侍御史，专门治史书。

陈寿的《三国志》，包括《魏志》（也称《魏书》）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是一部纪传体的分国史，同时也是一部著名的历史散文，以叙事精审、文辞优美著称。

陈寿病逝后，尚书郎范頵等上表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如司马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下诏命人到陈寿家专门抄写了一部《三国志》，存入朝中。

陈寿还著有《古国志》50篇，《益都耆旧传》10篇。《益都耆旧传》是一部有名的方域史。后来曾在蜀汉任职的常璩，参考陈寿的《益都耆旧传》，编写了内容更加丰富的方域史《华阳国志》。此书专写巴、蜀、汉中、南中一带的历史，从远古到晋代，如叙蜀即从蚕丛称王写起，很有价值，流传至今。

东晋初建时，没有设置史官。王导上疏请求“建立国史，撰集帝纪”，推荐佐著作郎干宝为史官。干宝奉命修撰了《晋纪》二十卷，记载了从晋宣帝到晋愍帝53年的历史。《晋纪》体例简略，文辞直而能婉，总结了西晋灭亡的历史教训，成为当时人公认的“良史”。干宝还撰《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等。

此外，干宝爱好阴阳术数，迷信鬼神之事。他搜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编成《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所以人们称他为“鬼之董狐”。《搜神记》是中国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其中记载了一些民间故事，如《干将莫邪》、《韩凭夫妇》、《紫玉》、《董永》等，都是流传较远的名篇。《干将莫邪》被鲁迅改为历史小说《铸剑》，《董永》为今天黄梅戏《天仙配》的最早蓝本。

关于晋朝的断代编年史，还有多家著述。其中孙盛所著《晋阳秋》，词直理正，不加隐讳。桓温见到书中关于枋头一战的记载，很生气地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确实失利，但何至于如尊君所言。如果此史行世，可是有关君家门户的事！”孙盛的儿子十分恐惧，连忙号泣请罪，还悄悄修改了父亲的这段记载。孙盛听后大怒，自己抄写了两本，寄存在前燕慕容隽那里，表现出直笔作史的精神。

当桓温企图篡夺晋室时，习凿齿著述了《汉晋春秋》，借史事裁正桓温。全书记事起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共五十四卷。叙三国事，以蜀宗室为正统，曹魏为篡逆。至司马昭平蜀，才称汉亡晋兴，意思是晋越魏而继汉。当时学者对《史记》和后汉史也有研究和著述。蜀汉学者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周、秦以前的部分记载，有的采集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就写作了《古史考》25篇，全部依据旧典籍，以纠正《史记》错误。

西晋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了魏襄王冢，从中发现了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数十车，这些古书竹简被收入朝廷秘府，经和峤、束晰等人整理，发现了书籍16种，75篇。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西晋学者司马彪根据其中的《汲冢纪年》，又对谯周的《古史考》作了考证纠误的工作，其著述也流行于世。司马彪还编写了《续汉书》，有纪、志、传八十卷，记载了从汉世祖到孝献帝200年间的历史，以详实著称。

此后，东晋学者袁宏又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了简明的《后汉记》，共三十卷，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共198年的后汉史。这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史书要籍。

袁宏在当时以文章绝美著称。他还著有《三国名臣颂》、《竹林名士传》三卷、《东征赋》等文章。他写作的《东征赋》，附带列举称赞了过江的诸位名贤人物。这还引来了不少麻烦。桓温见赋中没有他的父亲桓彝，很不高兴。有一次他游山归来，特意叫袁宏与他同乘一车。当时人们都替袁宏担心。桓温问：“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为何不称赞家君呢？”袁宏回答说：“尊公的称谓不是下官敢独自作的。”桓温还不相信，又问：“君欲作何辞？”袁宏答道：“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义为允。”桓温这才满意了。

《东征赋》中也没有提到陶侃。陶侃的儿子胡奴竟然抽刀逼问袁宏：“家君勋绩如此，君赋为何不提？”袁宏在窘迫之际，脱口成章：“我已盛述尊公说：‘精金百汰，在割能割；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怎么能说不提呢？”胡奴这才罢休。

袁宏的《东征赋》也有述史的性质，为此引出麻烦，这也说明当时人们重视借袁宏文笔以扬名的情形，以及秉笔直书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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