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英国1640至1642年

Posted 2022-06-23 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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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国1640至1642年

英国1640至1642年

议会开会——议会夺权——宗教派及政治派的情形——国王的让步——国王与议会的领袖们磋商条件——陆军阴谋叛乱——斯特拉福德受审与死亡——国王赴苏格兰——爱尔兰暴乱——关于抗议书的辩论——国王回伦敦——革命在前进——暴动——五个议员——国王离伦敦——王后赴大陆——民团事务——谈判——国王定居于约克——两方备战——不许国王进入赫尔——调停无效——两军成立。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开议会。他未带仪仗队，也几乎没有多少扈从，就前往威斯敏斯特，这次不是像向来一样骑马在大街上走过，却是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以避人耳目，就如同一个俘虏跟随得胜还朝的征服者一般。他的讲话空空洞洞扭扭捏捏。他在讲话里头答应缓解民间一切疾苦，但仍坚持称苏格兰人为反叛，他还竭力要求把苏格兰人逐出王国之外，好像战事仍在进行似的。下议院代表冷冰冰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议会开幕式的出席的人以这次为最多，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他们在国王面前，脸上表现这样的傲慢，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国王刚走出议会，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从几群人的谈话中，就明显觉察出，公众的愤怒，甚至超出他们所担心害怕的程度。上次解散议会，就连最温和的议员也发了火。现在不再有人谈到和解或谨慎了。他们说，时机到了，要运用议会的全力以铲除所有的滥用权力的事，要收到全效，就像斩草除根一般，不留一点余剩。所以尽管议员们的力量各有大小，却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一起严阵以待，同国王对垒。国王与教会在这十一年问，曾经实行他们的绝对的、独立的、天授的统治权。他们千方百计地强迫国人服从他们的统治。由于他们未能办到这一点。但还是硬要实施这些宗旨，他们发现本身软弱无力，就想求助于议会。可是议会却相信他们拥有自己的主权，且认为他们有能力实行自己的权力，但并不明白表示出来，也不将它大事宣扬。

他们开头先将他们所有的疾苦都毫不含糊地宣布出来。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市镇或一郡的请愿书带来，读给众人听，然后以它作为演说词的内容，建议在议会能够采用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所以，在几天之中，国内各处地方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就是这样地把所有的苛政行为，如专卖、船捐、滥捕、主教们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以至有几个议案还是不久之后就成为国王亲信的人提出来的。 (1)

议员们好像认为这种种措施还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了四十多个委员调查弊病，并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人成群地骑马来议会呈递他们本镇或本区的申诉书。议会号召各方各处都来陈诉，有许多人在讲经台上发出呼吁，有的在大街上痛陈民间的疾苦。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写出来的，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收受，又无论是泛泛的控告整个政府，抑或是指名道姓专告某人，要求加以惩办，议员们全相信是实有其事。委员们操无限大权，无人有权拒绝他们，即使默不作声地拒绝也不行。枢密顾问官们若被传作证，也得直言汇报他们当日商议的是什么事。

下议院不独不赞成政府的各种行为，而且一般还要逐出干这些行为的人。凡是替国王办事的人，不问级别高下，只要参加执行过被议会所指斥的措施的，都被称为“失职者”。每郡都有名单列出本郡的失职者姓名。但不曾施用划一的和具体规定的惩罚以处置失职者；议会在任何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找到即使是最轻微的借口，认为失职者重犯了旧罪，就立即传他到来，勒令他缴纳罚款，或监禁他，或把他的财产充公。

议会在审查议员们自己的选举时，宣称凡查出曾经被授予专卖权的，都认为不符合充当议员的资格（1640年11月9日事）。1641年1月21日，就因此除了四个议员的名，亦有由于某某人的选举不符合规定的借口，也被除了名的，其实并没有合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意见。有两个声名狼藉的专卖家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却反而无阻碍地当了议员，这是因为他们投到了占统治地位一派的怀抱之中。

国王的臣仆们看见下议院拥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大权，又有使用此权的决心，因此凡是怕人控告或晓得自己有仇家的，无不人人自危。他们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目前宫廷的唯一愿望就是逃避人们的注意，免生事端；国王企图掩饰自己的忧虑不安，而将自己隐藏在无所作为的帷幕之下；法官们为自己的安全害怕到发抖，不敢保护一个罪人；主教们眼见他们所推行的新制度新仪式处处被人取消，不敢企图阻止。牛津主教约翰·班克罗夫特，因为不堪其扰，加上害怕，骤然死了。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占有了他们原来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了；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随便流通。国王的专制和主教们的专制，虽然仍然存在，虽然还拥有他们的大臣们，以及法庭、法律、礼拜仪式，却全都动弹不得，毫无权力。

斯特拉福德是预见到这样的爆炸形势的。他曾苦劝国王，免除他出席下议院的任务。他写信给国王说道：“他在议会里，不但不能替国王效劳，而且反而会妨碍国王事务的进行。他预见到议会和苏格兰人的妒意和恶感，肯定会集中在他身上。他若是在议会露面，就肯定会大受议员们的注意，反之，他若是不到议会，他们就会少想到他。在此情况下，他们若向他攻击，无论他们对他下什么结论，由于他保持了距离，就可以易于躲避，退出危地。他既不在他们掌握中，就能够自由行动，回到爱尔兰或别的地方，他在那里仍可以替国王尽力。”但是国王十分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就下了命令，并告诉他道：“他既是英格兰的国王，就能够保护他不受任何危险，不准许议会动他一根头发。”斯特拉福德还是犹疑不决，国王再次请他来，他只好冒着风暴的危险，因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他就起程，决心在上议院根据他新近搜集到的证据，亲自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皮姆和他的朋友们晓得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就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11月9日到伦敦。10日，他因劳累而发烧，养病在床。11日，下议院紧闭院门，并根据皮姆的提议，突然弹劾他大逆不道。只有福尔克兰勋爵一个人，虽然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却敢说句公道话，认为为了本院的公道与尊严起见，本案似宜稍缓，以便进行调查。皮姆说道：“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假使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却不是当裁判官。”他们于是成立一个委员会，立刻进行将弹劾案送与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这时候正同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到上议院，而皮姆已先他而到。他看见院门紧闭，门宫曾一度迟疑地拒绝他入院，他就很生气地怪责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打算入座，有几个声音叫他退出。伯爵立住脚，四面看看，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只好退出。一小时之后再传他进来，他奉命在栏前跪下，上议院于是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他的陈诉，并且根据下议院要求，决定送他到伦敦塔受监禁。他想说话，但议院不许他说，于是命令执行了。

弹劾斯特拉福德之后，几乎立刻就跟着弹劾劳德，人们不那么怕他，但他的声名却更臭。他是个既虔诚又严酷的狂热之徒，他的良心并无丝毫自责，因此听见议院弹劾他之后，他非常惊诧。他说道：“在下议院里，没有一个人会从心里相信我是一个叛国的人。”埃塞克斯伯爵是控告他的人，他就抓住这句话，严厉声言他认为这是对平民代表的侮辱。劳德则表示更大的惊诧，说了一句抱歉的话，要求依照议会的古老的惯例对待他。塞伊勋爵很愤怒地说：他怎么敢指手划脚，指示我们该用什么程序进行！劳德大主教现在激动万分，一言不发，他不能像明白自己的情绪一样明白别人的情绪，亦不能记得他曾经对他的仇敌们用这种派头说过话。

还有两个大臣，一个是掌玺大臣芬奇，一个是国务大臣温德班克，两人都曾同样地积极参与暴政。芬奇为人狡猾，颇有先见之明，因而在最近三个月当中，不惜叫主子吃亏，下本钱取得反对党领袖们的包涵。温德班克却是一个懦弱的人，才学平庸，既不叫人厌恶，也不叫人害怕。平民代表们弹劾了这两个人，却并不带着多少恶感，好像只不过是要满足众人要求。温德班克潜逃了，芬奇获准在议院为自己申诉，他就在那里用低声下气的语气，委婉有致的态度，说了一番空无所有的悔过求谅的话（12月21日）。党人们听了很高兴，这是国王的一个大臣第一次拜倒于议会的威权之下，于是准许他于限期内出洋。有几个议员看到这样不公平，就很诧异，但是那两个巧妙的领袖皮姆与汉普登，却很乐于鼓励反对党的卑劣行为。后来又着手弹劾两个主教、几个神学家、六个法官。他们拼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弹劾斯特拉福德一案，于是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授以极大的权力，负责精密调查他的生平，要求在他的言语及行动中，特别在他关于改革的建议中，无论是否经国王采用，统统要追寻叛国的证据。在爱尔兰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协助议会的委员会。苏格兰人以一篇刻毒的声明表示同意，明白无误地表明，如不对他们最残酷的仇人加以严惩，他们的军队就决不撤出境外。对待人民的憎恨与畏惧的人，三个国家居然联合起来反对斯特拉福德这么一个犯人，但大众并不认为是太过分。

下议员们既已从他们的敌人手中得到解放，而且正准备对其中他们最害怕的一人进行大报复，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的供应，不过只是零星小款，仅够逐日之用。下议员们从议员中指名选派几个委员授权他们拨发这笔款子。拨发关税也是一样，只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但是要应付急需，却需要更多的与即刻可以到手的税捐收入。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们借款，而且还向本院的议员们借用，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硬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但是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且觉得他们所处的地位，能够劝导人民忍受这种负担；议员斯特罗德说道：“鄙俗无教育的人们势力仍然太大，我们不能不仰仗同盟。”他们躲闪国王的要求；岂止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也是有偏向的，他们优待苏格兰军队过于英吉利军队。英国的军官们完全不能从议员们得到和苏格兰军官同等的信任。有几个英国军官不高兴，但议会不予理会。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议决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嗣后应当以兄弟相称，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作为一种赔款和补偿金。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两院的领袖们，特别是下议院的领袖们，每天都在皮姆那里吃饭，钱却是他们自己出的。在这里和他们一同进食的有苏格兰的委员们，撰写主要请愿书的作者们，还有伦敦市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在这里讨论两个议院的事务以及国政。现在的形势是大权全归下议院，这时候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既不能也不敢自行决定即使是最细微的事，无事不请示下议院。而不用下议院提出要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名叫古德曼，被判处死刑，国王竟不敢赦免他，而把他的性命交与平民代表们处分，只有这个方法，还可能挽救他的性命，因为下议院虽然激烈，却不想轻易杀人（1641年2月间事）。人们对于王后的母亲，玛丽·德·梅迪契斯积恨甚深，这时她逃避在伦敦，群众每天包围她的住处，不断羞辱她，威吓她，宫廷还要请示于平民代表们，她是否可以留在英国，以及应该怎样保障她的安全。代表们答称，她最好离开英国，议决送给她十万镑路费，宫廷立刻奉命照办（5月间事）。法庭久已宣布过的判决，以及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都是不合法的，就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且付给很大一笔赔偿。他们却始终不曾收到这些赔款：已往的功绩的共同命运，不久就被新的功绩及新的需要弄得黯然失色了。他们所得的唯一报偿是民众的欢乐：人民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他们所经过的大街，到处都张挂旗帜和桂叶，男子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拥有统治力量。

他们第一次的改革制度的尝试，如不是明显地宣布他们君临一切，至少也是宣布他们将独立行事。1641年1月19日提出了一个议案，规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十二个贵族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国王合作而召集议员开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实行选举议员。如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民举行代表的选举。若不经过两院的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规定只能于开会后五十日才可以解散，或暂停议会。又规定，选举各自的议长之权，完全属于两院各自本身。国王一听见这个议案，就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他召集两院的议员们到白厅（1月23日），对大家说道：“我喜欢多多召开议会，这也是我的殷切的愿望，因为它是沟通国王之间正当了解的好工具。但你们要求把大权交给郡长及地方警官们以及不管什么人，来办该由我办的事，我却绝对不能让步。”下议院听了国王这番话后，就催促通过这个决议。没有人敢劝告国王拒绝，国王只好让步，但是于让步的时候，为了保持他的尊严，却要说几句话以表示他不愉快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不晓得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因为截至此时为止，你们的确还不曾鼓舞我为你们尽过什么大力，因为你们所进行的只是与你们本身有关系的事，而不是与富国强民有关系的事。你们几乎把政府机关弄得糟成一团，七零八落，我简直可以说，完全脱节了。一个巧手的修表匠，因为要清洁一个表，自然要逐件拆卸下来，等到重新装配好的时候，这个表要走得更好，还要一个小钉也不许弄丢。现在我既已经做了所有我份内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这是1641年2月16日的事）

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连议决要求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及所有的非常法庭。

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即使有几个人开始害怕会发生骚动和民党的别有用心的策划，却不敢替有权势的人辩护。这种人已因多行不义而臭不可闻，而有些人则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非法的活动。众人一致要求的就是改革政治，而不顾及社会情况或宗教意见。这个时候尚未有人用心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及其影响的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有人追问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是有若干目光远大、思想高人一等、或已经在行动上触范法律规范的人物，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人，都已经在那里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力从国王手上夺过来，又如何将政权移交给议会，使之永远不能丧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这是人民和他们的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则，更多的是由于形势的需要；舆论既已予以认可，他们就着手完成这桩大业，而并不明白宣布其意图。许多人跟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动但尚未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虽然话中充满威吓之词，但至少在议会中，这些人好像还是无足轻重或无甚声望。若干人虽然在听了他们粗暴而激烈的言词以后产生惊讶或愤怒，却并未惊慌失措。大多数的议员们正在自鸣得意，以为取缔了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复到他们所谓的古老英国的情景，国王仍操至高无上的威权，只是要按期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与此同时，作为暂时的需要，他们接受了众议员们的近乎独占的大权，而对于驱策众议员们前进的思想和感情，即使其性质对他们还有些含混不清，他们是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感到称心满意的。就是这样，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在以不可抗拒的一致力量逐渐完成之中。

宗教事务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第一天起，就可以显然看出人们的见解与愿望是极不相同的。伦敦市递上了一张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全部废除主教制（1640年12月11日事）。几乎同时，还有七百名教士则只要求废止主教们的干预政治之权，废除他们在教堂里的专制，废止他们管理财政之权。不久又有从各郡递来的十九件请愿书，据说是有十多万人签名的，呈请保持主教制。即在议会里也出现这样的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一点被下议院拒绝了，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它才被接受。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宣告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且不许主教们参加贵族院。但是为了劝导下议员们通过这个议案（1641年3月9日及11日），长老会方面不得不答应他们不再提进一步议案。仅仅是由于接受了这个条件，汉普登才得到福尔克兰勋爵的投票。不料这个议案到了贵族院竟遭否决（5月24日，6月7日）。长老会方面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5月27日），但是遇到热烈的反对，他们就只好暂缓提出。有一个时期，两院好像同意一致要求制止各地所发生的公众礼拜问题上的混乱，而且要维持它的法定形式（1月16日），不料过了两天，他们的争议又出现了。下议员们只凭借自己的权威，甚至并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以及偶像崇拜的所有其他遗留物品（1月23日）。在委员们未到达以前，群众已经闹事，现在这些使者的到来，就无异于认可了群众的激情。贵族方面一听见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1月18日），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1月19日），而且责备他们，虽然责备得很轻微。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并不存在任何占绝对优势或普及全国的意见或意向。在赞成主教制的人们中，有一些人，尽管为数不多，却是被信仰的毅力或是个人利益的执拗所推动，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亦有人们把主教制看做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所不可缺少的，因此认为如果主教制受了严重打击，君权也不免受损。但其他许多人则是一面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头脑，因为他们认为，为了传统，为了法律，以及为了国家的便利起见，好像是需要这样做似的。在反对的人中间，意见也殊不一致，有些人是出于习惯而留恋主教制，但他们在观念上却并不以主教制为然。据其中的许多最开明的人看来，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力，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改变的；议会永远有权可以更改它，而公共利益应该是决定主教制应否存在的唯一根据，因为关于维持或废除主教制，本无一定的原则。但是长老会的长老们和他们的牧师们，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所谴责的偶像崇拜，它既是天主教士的前驱者，又是该派的继承人。长老们以笃诚信仰而产生的愤怒起来反对天主教的礼拜仪节和礼拜形式，以及它的最深远的后果；而为了教会的民主体制，他们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这许多不同意见的争议阻止了议会的进展。一到把宗教问题交付讨论的时候，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是一致的立场转人分裂，甚至互相反对起来。谁占大多数，情况时常变化不定；没有见过有哪一派人每次都是被同样的精神所鼓舞，或致力于同一个计划，或者一定能够支配别派的人。政党领袖们皮姆、汉普登，着意地优容长老会派，支持即使是他们的最大胆的议案，但是人们都晓得他们并不同情长老会派的如醉似狂的激情，且知道他们心里想的只是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而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主教制却有许多拥护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因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劝他大胆地将朝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推诚相商，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

谈判就是这么开始的。奉派会商的人们中以汉密尔顿侯爵最为出力，他常常很热心地在各派中居间调停。贝德福德伯爵是个温和的人，在上议院颇有影响，甚为公众所敬重，也以高贵的身份参与了磋商。上下两院的领袖们常常在他家里聚会；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好像是受权可以用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国王在早于他所期望的时刻，就同意先成立一个新的枢密院，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赛伊、金布尔顿等勋爵奉召进入枢密院。他们全是民党，其中亦有很热心地在反对派中办事，地位都是很高的。即使在这般人面前都要低头，查理的傲气早已受到损伤，现在就更不甘心向阶级更低的人承认失败了。但是他们坚持要求这一点，新的枢密顾问官们不肯同他们的朋友们分离；他们日益明白无误地向国王说明，国王切齿痛恨的那些下议院领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呢，他们并不拒绝国王向他们作出的主动表示，但也并不表现出多大热心。与其说这是由于他们对此处之淡然，满不在乎，不如说这是由于惶惑不安。他们若接到这个表示，他们确实也就达到了他们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标；他们就可以以全国名义，合法地取得了大权，强迫国王承认他们所成立的内阁，并强使国王接受议会的意见。但是国王却要他们挽救斯特拉福德并保全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议会恢复他们最可怕的仇敌的自由，而叫他们和他们的最亲密的朋友长老会绝交。双方的疑虑都很大，彼此的互不信任是如此之深，以致不会这样早就向野心或畏惧屈服。但终于提出了直接的与明确的建议，以皮姆为管库大臣，汉普登做威尔斯亲王的师傅，霍利斯为国务大臣，圣约翰立刻升为总检察长，这个政府以贝德福德为首领，台衔是财政大臣。这些宫位的前任们都已呈请辞职或已辞职了。

但是在谈判的时候，双方其实都对它不存多大希望，甚至也许并不十分期望其成功，还有别的建议送给国王，而那些是更投合他的心愿的。不满情绪在军队中传播；有几个军官，他们也是下议院的议员，当众表示不满。其中有一个威尔莫特委员在议会说道：“倘若苏格兰人要钱，只需一开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么英吉利的士兵将会知道怎样学他们的样。”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情绪告诉王后，他所宠任的人亨利·杰明就同心怀不满的人建立了关系。她就通过杰明在白厅接待英国军人，表示她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她还说她也同情国王所处的地位，不过国王的处境还不像他们那样艰难，不像他们那样危险就是了。王后情绪活跃，态度甚为客气，她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不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双方多次秘密开会，在会议中曾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有人提议应该将陆军开往伦敦，并立时将国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较为冷静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忠于国王和教会；宣布他们认为政治改革已经完成，表示停止搞新政的时刻已经来到。也曾讨论过寻求外国援助，在葡萄牙、法兰西招兵。这都是一些轻率的想法，并无什么效果可言，大都由一些没有脑筋的人狂妄地提出的，也许是他们一顿饱餐之后的发言。无论怎样，他们多半是更热衷于自己向上爬，远过于关心倡仪中的事业的成功。和这些宫廷阴谋有关的，是一些陆军军人。他们也在陆军内部进行一些幕后活动，但是徒劳无功。许多心怀不满的人们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手写的短篇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通。过了不久，国王召见珀西，他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兄弟，也是阴谋者之一。根据珀西的建议，国王放弃了一切激烈的计划，放弃了一切调兵到伦敦的想法。但是国王看到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其中有许多威吓议会的话，一如众议员们所收受的请愿书中有许多恫吓国王和教会的话一样。国王同意这份请愿书，并听了珀西的话，违心地签上自己姓名的头一个字母以表示赞成，以便增加和此事有关的领袖们的威望。

阴谋策划仍在进行，但没有什么进展。请愿书并未递送上去，但是这事未能瞒过不信任朝廷的全国民众。一旦他们激起了妒忌情绪，他们就会把计划当做行动，把言词当做计划。有大群的自告奋勇的侦探们，在公众场所，在酒馆里，收集了军官们的不谨慎的说话，就汇报给皮姆知道，他是管侦探的。用不了多久，有人出卖朋友，透漏了更多的密谋。其中有一个阴谋者名叫戈林，把整个策划告诉了贝德福德伯爵。策划并未付诸实行，可是国王竟听信了许多将会招致最可怕的灾祸的建议。下议院的领袖们已得知这项建议，却秘而不宣，要等待大好时机来到时，再充分利用这个重大发现。他们甚至也不曾中断用国王名义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委派他们担任官职。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的会谈不再犹豫不决了，他们和狂热的长老会密切联合，他们只信任这一派人，认为他们是无限忠诚的，认为唯有他们有确定不移的原则，有热烈的激情，他们要求完成一个革命，而且拥有完成这个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已经下定了弄死斯特拉福德的不可逆转的决心。3月22日，对他的审讯开始了。

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到法庭出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同他们一起出席的，有为此案专程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委员们，八十位贵族充当法官，下议员们坚决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因为对于有关生死的重案，主教们向来都是不愿到庭的。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隔开了的厢座里，他们急于要看清楚全场的动静，但国王还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要掩饰她的好奇心。成群的看热闹的人，有男有女，多数属于上等阶级，有在四面的走廊里的，也有高踞在台阶上的，都是被这个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皆知的特色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提到威斯敏斯特，他从拥挤在许多道门口的人丛中走过，既无纷乱，也没有人侮辱他。尽管为众人所恨，但他新近还是个大人物，他的仪表，他的令人闻而生畏的威名，仍然能令人起敬。他往前走，他因有病在身未老就驼背了，但他的眼睛还是同他青年时期一样地炯炯有神，一样地傲然自若。群众见他来，免冠让路，他也对他们还礼。他认为人民如此多礼，是一个吉兆。他并没有断绝希望，他看不起他的对手们，他曾经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能够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惊骇了一阵子，他不能理解，一直到那时还是对他唯命是听的一个王国爱尔兰——他们是一直向他献媚，愿为他而效力的——怎样能够突然间这样改变了态度？

第二天一个偶然事件令他晓得他对他自己的处境以及为他自己辩护的困难都估计错了。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我的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办理这件重案的皮姆听了这句话，很生气地训斥他说：“你的这番侮辱性的话是针对下议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这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下，道歉求饶。从此以后，他变做完全的镇静，能够控制自己，不叫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或不耐烦的神色，不再说一句可以招人反对他的话。

有十三个人轮番控告他，时达十七天之久，他单枪匹马地就他们所提出的罪名辩驳，并没有人协助他。有很多条控诉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但其余诸条，不是很愚蠢地言过其实，便是被盲目的仇怨所障，不符事实，都很容易地被他驳回了。事实上，没有一条是能安得上法律意义上的叛国罪的。斯特拉福德拼了全身的气力为叛国的指控洗刷，他很雅量地批评他自己的短处、自己的弱点，他以谦恭的尊严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并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所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是于法不合的。他的对手们使用种种不名誉的方法为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排除了很大的困难，克服了下议院的阻挠，才得着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又不许，等到开审的前三天，才准许传讯证人，而大多数的证人却远在爱尔兰。斯特拉福德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承认他的权利，他就感谢他们；在法官们拒不承认他的权利的时候，他也不出怨言。他的仇敌们由于斯特拉福德的能干的自我辩护所造成的拖延而大动其气时，他不过回答道：“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亦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我的性命。”

由于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原告们狼狈不堪，丢失面子。下议员们曾两次催促贵族加速进行审讯，他们说这样迟缓糟塌了国家非常珍贵的时光，贵族们拒绝了。被告的成功使贵族们重新得到一些力量。原告方面控诉的发言结束之后，在斯特拉福德的律师还未发言，他自己亦还未曾再度继续为自己辩护以前，弹劾委员会已觉得败局已定，至少已觉得叛国的罪名不能成立。下议员们此时十分不安起来：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自己的具有决定性的天才也给了他极大的便宜；他快要逃出他的对头们的手掌心了；改革的事业几乎还没有诞生，就又要受它的最危险的仇敌的攻击了。于是就下定决心，采取突然的、大胆的一击。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是个残酷卑鄙的人，他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斯特拉福德的刑（1641年4月10日）。这种程序，使法官们无须依照法律办事，并非是没有前例的，虽然所有先例全属于肆行暴政的时代，而且一发生这种情况，就被谴责为罪恶行为。在哈里·文国务大臣的文件中，找出由他的儿子(2)交与皮姆的几张字条。这些就被作为补充证据提出来，以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的罪。这些字条涉及斯特拉福德，说他曾在公开会议上，劝国王用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尽管被认为是他所说的那些话已被几个枢密顾问官或阁员的证词所否定，况且那些话本身完全可以作不那么险毒的解释，而恰与斯特拉福德的素日行为相吻合，且与他时常宣布的为人准则相符，即避免在众人心目中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有人认为他们为公道而牺牲法律，也有人说他们为需要而牺牲公道。

这一切都是在审判仍在进行的时候做的。因为下议员们不肯放弃反对被告的机会，也怕让议会的行动导致将斯特拉福德从法律的裁判下解脱出来的危险。斯特拉福德的律师们还未曾开始作关于法律问题的发言，斯特拉福德又为自己进行辩护了（4月13日）。他发言很长，他以卓越的雄辩才能专心致志地证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的任何行动犯了叛国之罪。在他的法官们的心中，对被告人发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他善于抓紧这种信服情绪的进展，使他所说的话与他所窥见的涌现于他们心中的印象相适应。他深为激动，却又不容许他的感情阻止他观察并注意当时发生在他四周的事情。他最后说：“各位勋爵，这些先生们告诉我，他们所说的话原是为了保护国家，以便免受专制法律之害，请允许我说，我说的话也是为着保护国家以免受他们的专横的大逆不道之害。……诸位勋爵，我们不是靠法律生活吗？难道我们一定要受尚未订立出来的法律的惩罚吗？诸位勋爵呀！假使这些罪名（他们称之为肆行叛逆）曾被无论哪一位熟悉法律的人所指出，我便不能以我不知有这条法律为理由而宽恕自己，但倘若根本并不存在这种法律，那怎么能单凭着高压和严厉定我的罪呢？我请你们当心，不要叫醒那许多睡狮，不要利用搜寻出来的忽视已久、已被虫所蛀的档案，那些睡狮，将来也许有一天会把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撕成碎块。当年你们的祖先们十分小心，把那些睡狮锁在议会所定的法令的笼子里，希望你们切勿在杀人的艺术上野心勃勃地和他们争奇斗胜。说到我的可怜的自身，假使我不是为你们诸位大人的利益，为了一个圣人的在天之灵(3)，这位圣人把神圣不可侵犯的誓愿交付了给我，”——他说到这里就停止不语了，他一说及他的夫人，就泪下如雨，但是他立刻又抬头前望，接着说道：“我绝不该费事把我的朽旧寄庐(4)保持下去，我满身都是病，其实我殊不乐于再拖着我的病体，走来走去。”他又不说下去啦，好像在找寻一个意念：“诸位勋爵——诸位勋爵——诸位勋爵，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但是我的声音和精神不行了，我现在很谦恭地很服从地下跪在你们面前，无论你们断我死，断我生，在我眼中我都将认为是公正的。我将说：赞美天上的上帝。”

在场的听众听了他这番话，都可怜他，称赞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斯特拉福德神色不改，凛不可犯。他的突出来的无血色的嘴唇，露出极端的轻藐。皮姆为之不安，停下了；他的两手发抖，他眼前放着一张纸，他却找来找去找不着，纸上写的就是他已准备好的答话，他只管在那里读，却无人听，他匆匆地念完这番话，却与议员的感情格格不入。念毕这段话很是不易。

激情过去了，但是愤怒还在！皮姆与他的朋友们愤怒到极点，他们匆匆地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等等的二读（4月14日）。塞尔登，他是最老的又是最有声望的民权自由的卫护人，还有霍尔本，他是帮助汉普顿抗拒船捐的律师之一，此外还有几个人，都反对这个二读，但这都归枉然。他们这些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采了，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贵族们不会以法官资格以及法律名义来定斯特拉福德的罪的。他们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审讯，不听取斯特拉福德的律师发言。他们甚至粗暴到说要传讯那几个傲慢的律师，因为他们居然胆敢保护一个议会已宣布犯了太逆不道的罪人。他们还要办他们的罪。贵族们反对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他们听取斯特拉福德的律师们的陈诉，可是众议员们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认为同律师们辩论，会丧失他们的尊严；四天之后，尽管迪格比勋爵（他一向本是最反对斯特拉福德的）竭力反对，那个剥夺公权等等的议案仍然通过了第三读。

十分苦恼的国王得知这个情报以后，只是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写信给斯特拉福德说：“你只管放心相信我的话，无论你的生命或你的财产，抑或你的名誉，都决不会受到损伤。”于是害怕与忧愁导致盲目蛮干，所有的机器都开动起来。他向下议员的领导人作出种种的让步，还与人商定叫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阴谋。但是这个阴谋损害了谈判，谈判又损害了阴谋。贝德福德伯爵表示他愿意依从安排，但是突然去世了。海德曾经谈到国王的良心必定以不可克服的抵抗力来反对这个议决案。对此，埃塞克斯伯爵答道：“国王将不得不强使自己以及自己的认识来迁就议会的建议及良心。”有人愿以二万镑贿赂伦敦塔总管威廉·贝尔福爵士，并且许以斯特拉福德的一个女儿嫁与他的儿子，只要他肯帮助斯特拉福德逃走，但他拒绝了。有人建议爵士接受一百名经过精选的人入狱，作为卫兵，归一个心怀不满的军官比林斯利上尉统领。他反而把婚事与行贿事告诉了下议员们。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计划出现，又都一个一个失败了。最后国王不理会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断，召集两院来，承认斯特拉福德的错误，答应永远不再起用他，甚至连一个警官也不给他当。同时却宣言，无论什么辩论，无论什么恐吓，都不能使他同意置斯特拉福德于死地（5月1日）。

但是下议员们的仇恨是分寸不让的，他们的大胆超过国王的忧愁。他们料到国王的抗拒，因而已准备好制服抗拒的办法。自从剥夺公权等等的议案到了上议院以后，群众每天携带长剑、小刀、棍棒，嘴里喊道：“我们要公道！我们要公道！”并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威吓迟疑不投票的贵族们。阿伦德尔(5)被逼下车，脱帽在手，央求群众先退，他答应推动议会来满足群众的要求。有五十九个众议员投票反对这个议案，群众把他们的姓名张挂通衢，上面还写道：“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同党，他们是卖国的叛徒！”教堂的讲坛上也发出类似的谴责，牧师们在讲道中求神“惩罚一个大罪人”。贵族们奉国王的命令，对这类的不规则行为向下议院表示不满（5月3日），下议员们置之不理。但是议案还是毫无着落。有人就决心使用专门为目前这种情况而保留在那里的决定性的一击。皮姆利用复仇心理加上恐怖心理，从他的席位上宣布，宫廷与军官们阴谋要举兵攻打议会。有几个与这事有牵连的人们溜走了，这就更证明此事属实，不由人不信了。议院与人民陷入一阵如狂的恐怖之中，于是议决应关闭议会大门，拆开每一议员的书信（5月11日）。人心已经浮动万状，又加上荒诞绝伦的恐慌传说。有谣言说：有人在下议院地下埋了火药，不久就会爆炸。民团已经武装戒备，成群的人跑到威斯敏斯特去。沃尔特·厄尔爵士赶快把谣言告诉下议院，他正说话的时候，有两个异常肥胖的人，米德尔顿先生和莫伊尔先生，忽然站起来听他说话，于是地板咯吱一声。有几个议员喊道：“议会被炸啦！”就冲出议会大厅，外面立刻挤满了人。在这个星期里头，又发生过一次同样恐慌，就在人心这样动摇的时候，下议院巧妙地巩固了它的力量，完成了它的策划。两院的议员们效法苏格兰人盟约的模式，也宣誓订立了一个同盟，以保护基督教和公众自由。下议员们想把这个同盟推广到民间，当贵族们不允推广于民间的时候，下议员们宣布，凡是不肯宣誓参加盟约的，一概不许在教会和政府中任职。后来因为要保障将来不致遭受危险，就提出一个议案，宣布本议会若不经议会本身的同意，就永远不能解散（5月7日）。即使这样大胆的措施也没有在当时引起什么惊奇；上议院借口借款需要保证，而这种保证据说现在更为困难了。现在人心惶惶，这就阻碍了对本案的一切反对。贵族们想修正这个议决案，也归于徒劳。上议院已被下议院征服了，而法官们现在又在上议院的软弱之外再加上他们公开承认自身的怯懦。他们宣告，照法律的意义上说，斯特拉福德的罪行已构成叛国之罪。剥夺公权的议案已交付最后的评议；曾参加审判的三十四名贵族现在缺席了，仍然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赞成，有十九名投票反对（5月7日），现在只等国王批准啦。

查理还在反抗，心想自己不能做出这样不名誉的事。他召来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他因为沾亲的原因没有预闻弹劾斯特拉福德之事。国王很痛苦地问道：“怎样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说，斯特拉福德应该呈请国王特赦，国王应亲自到议会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就当场替国王写了一篇演说词，交与国王以便照念，同时，他答应尽力劝他的朋友们给斯特拉福德以放逐处分了事。这样布置好了以后，君臣就分手了。有人说霍利斯的计划，已经有几分成功；可是，王后是向来仇视斯特拉福德的，现时看见人民的骚动日趋激烈，就恐慌起来。况且她又听见他的亲信们说，斯特拉福德为要救自己性命，正在揭发他所知道的王后的一切阴私，王后就害怕起来，拿她的怀疑和恐惧来纠缠国王，她说她十分恐怖，她想飞速逃返法国，她已经摒挡好一切，准备起程。查理为王后的眼泪所动，自己又不能做主，就先召见顾问官，随后又传见主教们。只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劝国王服从良心的指导，其余的主教们，尤其是林肯主教（原是一个好搞阴谋的主教）久已反对宫廷，力劝国王牺牲一个个人以保全君位；宁要国王的良心，而不要一个个人的良心。这个主教才走出议事厅，就有人将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给国王，其中说道：“陛下，在长时间的和艰苦的思想斗争以后，我得到了对我唯一合适的结论；一切的私人利益都要让位于陛下的神圣本身的幸福，以及国家的幸福。我求陛下通过批准议案，以移开阻止国王与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碍。陛下，我既在这里表示同意，那么陛下就更可以告无罪于上帝，比全世界任何别人更能告无罪于上帝。一个人既出于自愿，就无所谓受到损害。我的灵魂快离开我的肉体了，蒙上帝施恩，现在我以无限的满足赦宥所有的人对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我只求陛下施惠于我的可怜的儿子和他的三个姐妹，陛下所施的恩惠，既不宜多于、又不宜少于他们的不幸的父亲所应该受惠的，这当然要看不久以后的一天判他有罪或无罪而定了。”

次日，国务大臣卡尔顿代表国王去告诉斯特拉福德说，国王已同意那件决定命运的议案了。斯特拉福德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作为他的唯一的答复，他举手向天，用拉丁文喊道：“不要信赖君主们，也不要信赖人的儿子们，因为从他们是不能得到拯救的。”

国王原答应霍利斯自己要亲自前往议会请他们给伯爵特赦，这个时候只是打发威尔斯亲王送一封信去，信尾附笔说道：“倘若一定要处死他，请暂缓至星期六再执行，是为德便。”议会读了此信两次，没有理会国王这个冷冰冰的要求，便吩咐次日行刑（5月11日）。

伦敦塔的总管奉命陪伴斯特拉福德，力劝他坐马车，以避免群众的粗暴行动，他答道：“狱官，我是敢正视死亡的，我希望人民也敢正视死亡。你得当心不让我逃走，我一点不在乎我怎样死法，无论是刽子手杀死我，抑或是人民的狂怒杀死我，都无所谓；如果亲自动手杀我，会给人民更多的满意，那对我却都是一样的。”他徒步走出狱门，走在卫兵前头，向四周顾盼，就好似他是在大踏步走在一列军队前面一样。当他走过劳德被囚的屋子时，昨晚他已先派人告知大主教，请他届时在窗口相候，并给他祝福。此时他鞠躬说道：“大主教，请你祈祷，请你赐福。”大主教两手伸向他，不料大主教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么坚强，年纪又老了，精力不济了，大主教朝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往前走，说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别啦，但求上帝保护你的无辜！”他走到断头台，毫不迟疑地登台，跟随在后的有他的兄弟，有教会的牧师们及几个朋友。他跪下了一会儿，随即站起来对群众说道：“我愿我们王国享受人间的一切繁荣；我生在世上一日，我一直为此进行不息的努力；我在临死之时，这也是我的唯一的愿望。但是对于听我说话的各位，我请求你们扪心自问，认真地检查你们自己，在开始改革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否就要用血写出这个改革？当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得想想这个问题。你们切勿让我的最小的一滴血，起而判断你们之中的任何人有罪，那使我为之不欢。但是我怕你们正在走错了路。”他又跪下，祈祷了一刻钟，随后掉过脸来，对着他的朋友们，向他们告别，同每个人握手，说一两句话相劝。他说道：“我快说完啦！一刀下来，就将使我妻成为无夫之妇，使我的子女成为无父之儿，使我的仆人们成为无主之仆，使我和我的亲兄弟及所有我的朋友们分离，唯求上帝，爱你们如爱他们一样！”他脱下袍子，又说道：“我谢谢上帝，我并不怕死，亦不会被害怕所产生的任何灰心所吓倒，现在很高兴地脱下我的夹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脱衣时候一样高兴。”他喊刽子手过来，宽恕了他，祈祷了片刻，把头放在砧上，自己给刽子手下动手的信号。他的头落了下来；刽子手高举这个头给众人看，说道：“上帝保佑国王！”人们一阵一阵地狂呼乱喊；有几群人散往市中，大声叫喊，庆祝胜利，但也有些人不声不响地散去，他们虽然刚才亲眼看见如愿以偿地杀了人，但心里反而充满怀疑和不安，不知道已偿的愿是否公道。

上议员们看见上述的许多人的怀疑与不安的表现，自己也感到心绪不宁，只好用全力将这种感觉抑压下去；最能使胜利者不安的莫过于看到一个已死的敌人仍具有危险性。有一个议员名叫泰勒先生，由于他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议员们犯了借法庭之手杀人之罪，因此被禁在伦敦塔里，被逐出议会，永远不许再当议员（5月27日）。迪格比勋爵曾演说反对剥夺公权的议案，并刊行了这篇演说，议会不许其散发，且由刽子手予以焚毁。下议院的势力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雄厚，这样巩固。国王同意他们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刑；国王几乎连一眼也未看，就批准实施他们的议案：这个议案剥夺了国王不必经过议会本身同意就可解散议会的权力。但是，下议院还需要得到保证。他们的权力越增大，就越发不得不趋向于专制。国王抛弃斯特拉福德交给他们处置，据下议院看来，就无异于国王降低了自己身分，这只有更叫他们不相信他。他们愈加恨他，也就愈加不相信他。除了宫廷党之外，又有一个王党开始在他们之中成立起来。皮姆、汉普顿以及霍利斯，觉得他们不能不同不奉国教的派系更加亲密联系，就连拥护民权自由的朋友们也对这样的结合感到不高兴。他们问道：“用是非难判的问题来增添政治改革的麻烦，所为何来？国人们对于宗教礼拜和纪律，意见不同，但反对专制全国则是一致的。我们要一致起来毫不留情地打倒的，就是专制，这是我们的唯一的仇敌。”有时候这样的看法占了上风，下议院在重新审查民间疾苦问题时，意见又复归于一致。于是又具体宣布要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审院以及所有的专制独裁的法庭。在迟疑了两天之后，国王最后还是允准废除（7月5日）。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希望最初所设想的政治改革，好像已大功告成了，但若这许多改革的实行还要有待于议会的敌人们，那么将改革固定为法律条文，又有什么用处呢？国王的迟疑不决，谣传中的许多阴谋诡计，人们所已觉察、或预料会发生在军营里与在议会里的变节行为，都激使议员们发生恐慌。议员的领袖们觉到，如果失去权力，那就要毁了他们自己，也毁了他们的奋斗目标。要保住权力，就不能不需要人民帮助，而忠于长老会的人民，现在却要求分享胜利的成果了。一切反对教会的议案，现在又重新提出来了，苏格兰人甚至开始公开要求两国采用统一的礼拜仪式。这些企图又失败了。而一事无成以及两院被许多感情和五花八门的宗教计划弄得头昏脑胀的情况，使他们在审议程序时显得毫无把握，疲敝不堪，有几个议员竟睡着啦。但是宗教问题的斗争越来越明显了。不奉国教的派系胆子越大，正统教会就越动摇。上议院一向是教会的坚固的支持者，而现在无一事不显示教会的衰落；现时不复按照习惯在提案上端先特别列出主教们的大名了。上议院的职员，当宣读提案的时候，也老是转身子去以背对着主教们的席位了。在公开的典礼上，世俗的、非教会的贵族位次也是排列在前面。这种征象，瞒不了长老会派的眼光。他们不停地一再攻击，他们充当政治改革派的领袖，他们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权力。长老会党在外表上好像失败了，其实正日趋于胜利。

国王忽然想起他原定访问苏格兰的计划，他说因为要签订即将达成协议的和约，需要他亲自到场。这时有人说，王后以身体有病为借口，准备前赴大陆。心怀不满的军队驻扎在国王将要经过的路上，而且国人早已疑心王后与大陆时有往来。国王与王后突然同时出行更在人们的怀疑火上加油。人们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伦敦既无权又无势，在他左右的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廷臣和惊惶万状的枢密顾问官们，他的思绪就转向他祖先的王国与欧洲的专制帝王们。他的意图是要在苏格兰作出大量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让步，以赢得民心，并普施恩惠于贵族。他将亲自探视陆军，他想作出和解姿态，准能在陆军中增加附从他的人数。说到大陆，他的看法还不那么明确；但是他既未曾想象到或预料到会打仗，因此要在那里寻求经费与同盟。下议员们并没将他们的怀疑形之于口，但是他们要求王后不离开伦敦，要求国王暂缓起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不悦神色，假装认为这样的要求不过是无意识的一时的任性。为了假装他觉得他自己的答复是无足轻重的，就要下议员们去问苏格兰的委员团，他说是委员们敦促他起程的，又要他们去问王后。苏格兰人自愿同意国王暂缓起程，王后也即时答应了不走。下议员们暂时放了心，却紧紧地催促查理遣散军队，在此以前他们有意地推迟了这个要求。下议院向军队写信保证迅即发给他们所要求的军饷。因为要筹军饷，有若干热心的市民，熔化了他们的金银器皿；国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税。但是遣散军队进行得很缓慢，一因无款，二因有许多军官有意为难。国王心里暗自庆幸，因为这可以叫下议员们再度焦急。国王答应暂缓出行的期限现在已经到了，下议员们又要求国王再次展期，可是国王不允（8月8日）。且声称他快要动身了。下议院开始执行一个计划，要求国王出国的时候，派定一个摄政，以便国事不致停顿，但是这个意思却不曾见诸实行。国王指定埃塞克斯伯爵为特伦特以南的大将军，他觉得无需再做他事了，便于8月10日离开伦敦。他有着满肚子的希望，而且情不自禁地以听不分明的言词说出了口，但是谁也不能领会到希望的根据何在。

下议院不久就看出，在国王出行的时候，如果他们坐在那里举棋不定和无所作为，那将是蹉跎时光。更重要的是严密注视他们的对手的行动，与重新激发在各郡的党人们的热心。在开会两个星期毫无收获之后，就决定暂时休会（8月27日）。许多议员想料理私事，或略事休息，但是领袖们却不肯偷闲。受汉普登指挥的一个委员会奉命前往苏格兰，要在国王的近旁密切留心议会的利益。另外一个委员会，人数既多，权力又大，于议会休息期间，坐镇威斯敏斯特，以皮姆为其委员长。上议院也是这样办，有许多上议员散往国内各处，急于传播他们的意见与他们的忧惧，两党都以暂时的休战作掩饰，各自在外寻求新的力量，两党都在考虑展开新的战斗。

英吉利军队正在遣散中，苏格兰军队则在回国途中。国王在半途上英吉利和苏格兰军队中间穿过的时候，感到不宜于久停。但他想联络兵士们尤其是联络军官们的意图流露得太明显了，以致办理遣散的霍兰勋爵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对此事很不放心。信中并说，他回到伦敦的时候，还将有许多话同他面谈。查理到了爱丁堡就让步于议会和苏格兰教会的所有要求，如每三年召开议会一次，放弃国王的古老的权力，并惩办反对盟约的重要人物。连议会要干预国王提名选派阁员（或枢密顾问官）之权也答应了，一条也不曾拒绝。国王自己很俯就地参加长老会的礼拜仪式，做得很严肃，毫无勉强迁就的神色，他不辞劳苦地亲临他们常常举行的祈祷会，一心专注地听他们的长篇大论的讲经。他很优待盟约党的党魁们，无论他们是无圣职的教徒或有圣职的教士，亦无论他们是贵族还是市民，他毫不吝啬地赐给他们以头衔、官位、许诺以及年金。

忽然有谣言传遍爱丁堡市（10月初的事）说议会里最有势力的贵族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已经离开议会，后面跟着他们的朋友们，退居金内尔堡（这是汉密尔顿的兄弟兰拉克伯爵的住宅），以躲避被拘捕或被暗杀的危险。人们听了惶恐到极点。无人不问，国王为什么出这种主意，为什么使逃难人这样害怕，却无人能回答。于是到处传播着许多奇怪的臆测，国王傲慢地大发牢骚说，这些谣言侮辱了他，他要求议会逐出汉密尔顿，直到国王的荣誉恢复为止。议会却是既坚定又稳健周密，不肯作匆匆的决定，而是下命令调查。听了许多见证人发言以后，委员会作了报告。报告说，详情没有叙说的必要，但国王没有必要要求赔偿名誉，逃亡者也没有恐惧的必要。两个贵族果然回到议会来，对于以往的事，一语不发。查理也是这样。人民大众从他们嘴里再也听不见什么情况了。

两造都不愿意让人知道更多情况，但是这件事却多少有了一个解释。那时，国王因为要把苏格兰赢过来，以反对英格兰，因而作了许多让步，他正在那里思考设法打倒两个王国内的他的仇敌呢。他知道，英格兰的心怀不满的人曾同苏格兰盟约党秘密通信，或许就因此导致苏格兰最后兴兵入侵。他自己就是亲身来找寻证据的，他深信法官们不能不判这种私通外国为叛逆。他打算于回国的时候，就指控议会的领袖们，但由于斯特拉福德被人迅速地用先发的手段制住，因而来不及宣布他们的叛国罪状，控告他们。有一个年轻而大胆的贵族，起初原效忠于盟约党的，后来又重新得到国王的恩遇，他就是蒙特罗斯侯爵。他曾应允替国王找出他急于想弄到手的文件。依仗这个许诺，查理就启程向北方来，但是他未到达以前，阿盖尔截留到一封用密码书写的信，这就引起苏格兰人的疑心。国王也已得知，蒙特罗斯已被监禁。蒙特罗斯侯爵被危险和热烈如火的报复要求所激，就打发人告诉国王，说国王若能够见他，他就可将国王的仇敌们的真实姓名，与他们过去的阴谋，全盘告诉国王。蒙特罗斯得到几个靠得住的朋友帮助，偷偷地从监狱出来，晚上走进国王的臣室，把他所晓得的消息和盘托出，他控告汉密尔顿同阿盖尔参与不逞之徒的阴谋，他使国王深信他们的文件会证实这件事，他最后又说服国王立刻拘捕这两个贵族，他们若敢抵抗，就立刻杀了他们。查理一向是不惜采用大胆的决定的。他一点也不想一想，这样粗暴的举动不可能不对于他想与之言归于好的人民产生不良后果。他全部同意了蒙特罗斯的意见。阴谋与让步同时进行。不料正当执行计划的时候，那两个贵族及早得到了警告，公然走了，使全局失败。

苏格兰议会很明智地尽力压下这件事，议会不复怕有危险，但也不敢走极端，以冒得而复失的危险。国王要掩饰他的阴谋计划及其失败，竟提升了两个贵族，进封汉密尔顿为公爵，进封阿盖尔为侯爵，并封莱斯利为莱文伯爵；但是汉普顿与英格兰的委员会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赶快报知伦敦，其时议会即将开会。那里的党人很恐慌，他们虽然不完全相信查理，却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危险，领袖们一向以为他们从前与苏格兰叛党所发生的关系，以及那次的叛乱，已经被最近的和约所赦宥了。国王既表现出这样执拗不化的报复意图，他们自己也是决不可能妥协的，尽管这些人在平时还是不走极端的温和人士。海德会见了埃塞克斯勋爵和荷兰勋爵，他们正在很热烈地讨论新闻。海德讥笑他们胆小，要他们追忆他们去年对于汉密尔顿和阿盖尔二人曾有过什么想法，他们答道：“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时局与宫廷都有了很大改变啦。”下议员们第一天开会，他们就请求埃塞克斯伯爵派卫兵。他们说，为保卫议会的安全，卫兵是不可少的。伯爵立刻照派。两院的领袖们在荷兰勋爵在肯辛顿的住宅里开会，以他们随时所得的消息及怀疑互相通知，且商量怎样对付。他们全是惶惶不安，日夜不宁，这就逼得他们敢作敢为。纽波特勋爵说道：“国王若阴谋反对我们，他的妻室和儿女全在这里。”他们听了这句话就更恐慌，因为他们不敢利用国王的妻室和儿女来激动人民，因为既然苏格兰不曾发生什么事变，在伦敦就没有什么可以揭露的。

正在这样秘密骚动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11月1日），说爱尔兰发生暴动，其势甚猛，蔓延各地，到处屠杀，基督教和议会都受到眼前危险的威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其领袖与人民，在各处起事，要求礼拜自由和政治自由，向王后乃至国王呼吁；并且将据他们自己说是他们所奉到的国王的委任令出示，并宣布他们将他们自己及国王从英格兰的清教徒派手下解放出来的计划，清教徒原是他们的共同的压迫者。这个阴谋久已在全国酝酿，此次纯然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泄露出来的，而且仅是在都柏林（10月22日）在爆发的前两天晚上泄露出来的，所以几乎没有时间保护政府所在地，以免受到惊扰。变乱一起，就势如破竹，到处都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在爱尔兰的基督教徒，随处都是在毫无准备情况下被乱党攻击，被逐出他们的住宅，被他们穷追，被他们杀害，受尽种种危险。凡是宗教的仇视与爱国的仇视所能发明出来的用以反对异端、外国人以及暴政当局的各种折磨方法，无不用尽。伦敦得到基督教徒的遭受的最可怕及最令人难受的消息，说杀了无数的人，受了不曾听到前例的痛苦。实际上，这场灾祸确是如此之大，即使按着各人的恐惧或意图加以夸大，仍然不能算是不实，而不会令人难以置信。(6)他们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死抱着野蛮制度不放，那是压迫者们造成的令人感到可耻的制度，压迫者们还阻止半野蛮人摆脱这制度。现时压迫者本身闹分裂，半野蛮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乘机抓住解放的希望。他们急于要在一天之内报复几十代所受的虐待和痛苦。他们在自豪的欢乐中所干的过火行为，使得他们的旧主人们恐怖万分，张惶失措。英格兰的当局们，此刻简直无法抵抗。议会心目中只有对斯特拉福德与国王的仇恨，一心倾注于在英国确立民权自由的计划上，却忘记了议会还要在爱尔兰保留专制虐政。

英国 英国1640至16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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