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 治病先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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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沛然 治病先治心
裘氏临床强调治病治心。尝云：“中医历来重视心理治疗，一个不重视心理治疗的医生，不是一个负责的医生。”《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不仅主宰人的精神活动，而且对人体的物质、能量代谢活动以及抵御疾病的能力等均有主导作用。裘氏认为，人体本身存在着一个调控系统，具有自我调整、控制、修复、防御能力，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反而导致病情的加速恶化。《素问·痹论》早有“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之词。
近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不仅大多数精神系统疾患和精神情志因素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许多躯体病变的发生、加剧或减轻的契机，也和精神因素关系甚大。大量的临床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乐观、开朗、心情舒畅、意志坚强等良好心理因素的人，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机体的抗病能力；具有焦虑、失眠、忧郁、恐惧等不良心理因素的人，将会干扰机体的正常功能，削弱体质和抗病能力。《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曾有“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歧伯曰：神不使也。”“神不使”即指“精神不进，志意不治”。《读素问钞》注云：“药非正气，不能运行，针菲正气，不能驱使，故曰针石之道，精神进，志意治则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虽用针石，病亦不愈”。经文提示，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如果病者神气已去，则纵有良药神针，也回天乏术。可见古人历来强调精神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
裘氏在临床工作中体会到，医生的语言、表情、态度和行为等，对病者的情绪、态度、行为以及治疗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裘氏诊治的大多属于疑难杂症，其中有些被判为“不治之症”。这类病者每多久治少效然后来此诊疗，有的怀抱一线希望有，有的近于绝望。从治疗角度看，要取得很好的疗效难度颇大，裘氏总是以满腔热忱抚慰病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赤诚之心感化患者的心灵，鼓励患者树立起对生活和治疗充满信心，然后配以适当的方药治疗。即使面对“不治之症”，也千方百计减轻病者的痛苦。裘氏倡用的“医患相得法”，使许多患者获得了新生或减轻了病痛。裘氏常说：“治病先治心，即是一个医疗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唐代医家孙思邈将《大医精诚》一篇置于《千金要方》卷首，其意义值得我们深思”。裘氏还说：“在我所治疗的慢性病、疑难病中，虽能幸中一二，这固然是药物的作用，但我更重视病人的心理效应”。
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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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裘氏博览群书，又历经了各种复杂病证。他深深体会到，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一个医生掌握治病的方法越多越好，才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在临床应用时贵在一个“变”字，立方遣药时要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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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氏初涉临床时，每亦循法而治，虽然也可收到一些疗效，但随着经历渐多，面临许多复杂疾病，常有“医之所病病方少”之感，于是乃逐步冲破一些“套方”藩篱，而颇得其益，从而体会到治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
裘氏初涉临床时，每亦循法而治，虽然也可收到一些疗效，但随着经历渐多，面临许多复杂疾病，常有“医之所病病方少”之感，于是乃逐步冲破一些“套方”藩篱，而颇得其益，从而体会到治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
裘氏初涉临床时，每亦循法而治，虽然也可收到一些疗效，但随着经历渐多，面临许多复杂疾病，常有“医之所病病方少”之感，于是乃逐步冲破一些“套方”藩篱，而颇得其益，从而体会到治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